《性审判史》放荡、禁忌与自由

在拥挤的伦敦,不该要的孩子这一问题最为严重。从 1500 年到 1700 年间,随着人们从农村一波一波地拥进伦敦,伦敦的城市人口差不多增加了十倍,高达 55 万。城市没有设施照顾穷人,现有设施已经因过度使用和资金不足而不堪重负。布赖德和圣托马斯两家医院的院长设立自己的法庭,决定谁应该得到帮助、谁应该被惩罚和哪些问题应该交由别人处理。医院法庭同时施行道德惩罚和慈善救助。像玛丽·李这样的“妓女”在得到救助前先被命令鞭打:李被送到医院之前怀着已婚的安东尼·席皮的孩子。婴儿夭折了,因而没有必要处理婴儿的赡养问题;如果它活下来,那么医院就得把账单交给席皮。

为了确定私生子的父亲,伦敦医院法庭并不纠缠于正确的结果,只要有钱的某人被命令给孩子买单。因此在没有证据确定父亲是谁的情况下,怀孕的女人有权确定。1569 年,布赖德医院有一个案子:爱丽丝·布鲁斯特声称她的主人威廉·塞维尔“让她怀孕……并答应和她结婚,在店里和其它地方多次占有她。”塞维尔立即被带到布赖德医院法庭,他在法庭拒不承认。后来布鲁斯特被允许找来证人;证人们作证说塞维尔给布鲁斯特钱,让她别起诉。面对这个证词,塞维尔承认了布鲁斯的说法,医院解决了资金困难。

没有占女仆便宜的男主人们也经常会被命令支付女仆婴儿的费用,理由是他们应该更好地管理家里和店面。此外,如果医院获悉可能出现生产私生子的情况时,他们采取防范性措施。比如,有个裁缝就被责罚了,因为发现裁缝外出时仆人们在他的床上嬉戏。

对于贫穷的乡村女孩和女人来说,不该有的怀孕预示着走上流浪之路。在大城镇,她们有可能获得一个非“妓女”的新身份。逃避教会法庭审理的惩罚是被逐出教会,但是这并不比留下来面对诉讼要好多少。没有钱和社会地位,这些未婚母亲的生活充满恐惧,除非她们能找到某个安身之处。对婴儿来说,情况更糟,许多婴儿在绝望母亲逃亡的路上被杀或遗弃。

英格兰法律禁止任何人收留逃跑的怀孕母亲。有些人出于同情或家庭关系会提供庇护,但是许多人这么做是为了得到钱或希望获得回报。1592 年的一个案件讲述了一个男子给一个女士提供庇护,因为他认为她是“侯爵温切斯特的亲戚…..也和陛下”伊丽莎白一世有点关系。另一个男子没有这样的野心,他只希望婴儿的父亲将来“可以回报他一下。”收留单身怀孕女人是违法行为,心怀不轨的邻居通常会迫不急待地告发,虽然不能从中谋利,但是能看到邻居被当众责罚也让他们开心。等到这些诉讼被法庭受理,女孩们通常又逃跑了,或是跑到城里或是躲进好心邻居的谷仓或者柴屋里。

教会法庭也专门审理诽谤案。侮骂和恶意的流言蜚语在 16 和 17 世纪比起今天来更加普遍——区别是当年被更严肃地对待。如果不作任何回应的话,这种某人是婊子、男妓或王八蛋(只是从 300 个骂人话中举例子而已)之类的随口指责可能真的会损伤此人在社会上的性“名誉”。最常见的诽谤“婊子”暗指一个女人在性方面有胡乱的行为,不管她是不是以性谋财。有通奸行为或非婚子的女人是婊子;甚至与自己丈夫有“不正确”性行为的女人可能也是婊子。

1513 年,喜欢搬弄事非的爱格妮丝·亚斯本哈杰指责爱玛塔·维泰克“跟丈夫在一起像个婊子”,还说她看见维泰克在猪圈里“坐在她丈夫肚子上,她自己也露着肚子。”维泰克别无它法只能走上法庭,试图证明指控她的人错了。如果她打赢官司,那么她可以高兴地强迫亚斯本哈杰当众下跪,乞求自己的原谅。如果她输了,那么她很有可能被起诉伤风败俗。

注:上文节选自本书“第五章 现代性观念始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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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名:Sex and Punishment
作者:[美] 埃里克·伯科威茨
译者:王一多 / 朱洪涛
评分:8.2

美国著名作家埃里克·伯科威茨所著的一部讲述人类历史上各种性法律案件的社科类大众读物。

本书以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性审判案件为引导,向读者展现了整个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最为真实的一面,同时亦清晰地呈现了西方法律的发展轨迹。

那些看似难以理解的审判结果,实则与当时的政治、文化乃至人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反映着西方各个国家在各个不同时期中的真实社会形态和人民生活现状,甚至对当今牵涉到性案件的审判,都起着极为关键的影响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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